星期天，与沙发“私奔”（台湾电影《台北星期天》）

（原载2011年5月《联合早报》。）

（今天刚到菲律宾探亲，下周三又会路过台湾，正好挑了这篇来回顾一下。）

（本篇剧透指数：3/5）

　　敝人的前两篇影话，用了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的角度来谈电影。简单来说，每一套思想、解决方案、创作等，都是“站在很多人的肩膀上完成的”；智慧是懂得整合、应用别人的智慧及身外的任何工具来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个学说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媒介(artefacts)。在一个作者的创作历程中，从触动他的灵感到最终融入到他的创作的各种元素，以至于支援他进行创作的各种工具，都是“媒介”。而他人的智慧便是以这种“媒介”的形式，跨越时空，转移到新作品中。

　　谈一谈台湾电影《台北星期天》，一胖一瘦两个菲律宾外劳，在台北街头捡到一张名贵红色长沙发，抬着它走了半座台北市，途遇各种台湾的人事物。轻松的都会庶民喜剧，很Laurel and Hardy？很王哥与柳哥？很王沙与野峰？――这种容易制造谐趣的组合，是《台北星期天》的一种创作媒介。

　　但导演说他的灵感来自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1958年短片《两个男人和一台衣柜》（也是媒介），构思类似，只是短片里的两个男人身份模糊，全片讽刺的是这个冷漠、混沌的社会（两个男人搬衣柜穿街走巷时的遭遇）。但《台北星期天》是长片，胖子和瘦子有了身份、有了个性、有了话语权（现实中的外劳给了他灵感；因而这也是媒介）。那是马来西亚籍导演何蔚庭，东南亚之子，借着胖子和瘦子，诉说他对台湾人的看法。

　　但全片的一个关键性的媒介，在于这张沙发。有了这张沙发作为貫穿全片的重要道具（媒介），何蔚庭赋予了它重要的象征意义。离乡背井的胖瘦外劳，面对雇主的苛待、生活的困顿、对家人的思念、身心寂寞的难以排遣――唯有每晚在公寓的破旧脏乱的天台上呷着啤酒，仰视城里的月光，幻想自己坐在一张名贵沙发上，方能带给他们须臾的慰藉。对他们来说，这张与破天台不搭调的沙发，代表一种物欲的追求，还是心灵的避风港？

　　沙发是物质的，因为人弃他们取，没钱雇人，只好自己动手。在分布式认知的观点里，媒介（如特定工具）的角色和功能，是可以随着使用者的能力和创意，而有所变化的（如雨伞的原始设计目的是挡雨遮荫；但有人用来自卫，或把掉进深坑里的鞋子钩起来）。而在电影里，物质的沙发终究也变化成为心灵的，因为他们最终搬不回天台，却来了一个诗意而梦幻的场面――城郊的月光，把梦照亮；一胖一瘦坐在漂流于潺潺小溪上的红色沙发，弹着吉他陶醉地高歌。沙发成了一叶扁舟，淘尽人间不平事，尽付两人豁然开朗的笑意中。

　　然后是颜色，是何蔚庭的密码，也是媒介。生性浪漫佻达的瘦子穿着黄色恤衫、务实拘谨的胖子穿着深蓝色上衣，加上隐喻梦想的沙发的红色，妆点着有点灰濛濛的台北街头。黄、蓝、红，菲律宾国旗的主色（咦？马来西亚国旗也是！）。

　　说何蔚庭是站在波兰斯基的肩膀上；其实，他更站在现实中外劳的肩膀上；还有，他既选择了红色沙发，也就站在沙发上；他站在台北的“肩”上；他用他自己在台湾生活九年的历练，把这一切串连成一个“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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