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因而人类如此嘈杂（纪录片“Samsara"和"Human"）

（原载2016年8月《联合早报》。）

　　电影“撞名”是常有的事。2001年就有一出电影，中文译名《色戒》跟六年后的李安电影几乎撞名（后者加了一点，即《色•戒》），外文片名“Samsara”又跟10年后的一出纪录片撞名。

　　《色戒》不像《色•戒》有大奖加持，只因有钟丽缇等人的多场激情戏，被一些不明就理的影评和观众定性为性剥削电影。但其背后的主题其实正是”Samsara” ── “轮回”的梵文原词。轮回这个概念，不单是“转世投胎”那么肤浅，更包含了众生摆不脱痴、嗔、贪，而卡在惑、业、苦的循环中。

《英雄》－－侠义精神的集大成者？

（原载2003年1月《联合早报》。）

（前晚在阳朔看了《印象刘三姐》，跟20世纪的张艺谋分道扬镖的21世纪的张艺谋的“人海战术”的调调，从《英雄》到《印象》系列到京奥开幕式都是如此。但我这篇《英雄》的影话谈的不是那些人多的场面，而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切入......）

（剧透指数：4）

    洛比桑(Luc Besson)的科幻动作片《第五元素》(The Fifth Element)和巴赫路曼(Baz Luhrmann)的歌舞片《情陷红磨坊》(Moulin Rouge)有啥共同点？答案是：都是各别导演将童年幻想拍成电影。张艺谋和李安都说过：“拍武侠片是每一个中国男性导演自幼的梦想。”

    或许，那是一种阳刚式的梦幻境界－－既能逞以绝世武功威震天下之快，又能轰轰烈
烈的体现侠义道的精神，为潜意识中的暴力倾向寻找“政治正确”的渲泄管道。

    所以，一如洛比桑、路曼和李安，张艺谋卯足了劲完成他的“英雄梦”－－现实中当
不成侠客，至少能以电影胶片将幻想具像化。当然，具像化的过程太昂贵，所以总得作商
业计算。结果是，影评大赞视觉、猛批剧本－－为了国际市场，故事和对白都要简单。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拆解《英雄》一片，还张导的创作意图一个真面目的。过去十多

年来，批评新近武侠小说或电影“有武无侠”的声浪不绝于耳（包括以写情为主的《卧虎
藏龙》）；而前两部“刺秦片”更不能算是动作片－－周晓文的《秦颂》着重描写赢政欲
得一知己而不能的寂寞心境；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则是聚焦于谋略的政治惊悚片。

光州奇幻事件簿（韩国电影《逆权司机》(A Taxi Driver/ 택시운전사)）

（原载2017年12月《联合早报》。）

（今天是5-18光州事件38周年。）

（本篇剧透指数：4.5/5）

　　叫好又叫座的韩国电影《逆权司机》(A Taxi Driver)是以1980年韩国光州事件为背景的真人真事改编，却居然被选为今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奇幻影展(Fantasia Film Festival)的展映电影。真人真事不该是偏写实的吗？怎被当成奇幻电影了？

　　电影没把事件背景说清楚，不了解历史的观众只要知道是光州民众、学生上街头进行争取民主的抗争就够了。当权者下令军队开枪屠杀民众，又先封锁消息，后利用国内媒体颠倒是非，说是一小撮亲共份子、暴徒在滋事。可德国记者辛兹彼得在一名汉城（首尔的旧名）德士司机的载送下，进入光州记录军队的暴行，并冒死把影带送出韩国，让真相公诸于世。

　　影片的蓝本是辛兹彼得的回忆录，因为现实中该德士司机在载送他回到汉城一别后就消失在人海中。可在电影作者的手里，变成90%以上的剧情是以司机为叙事主体，突显他和其光州同行、学生反抗独裁体制的勇气、情操，哪怕连累家人。

爱的季节里……他们伤痕累累（新加坡电影"Stories about Love"）

（原载2000年7月《联合早报》。）

（昨晚出席周子川导演的私人放映会，他跟我聊起18年前的这篇影话。我之前还没注意到他原来是这出三段式影片《爱的季节》的其中一段《奥拉》的摄影指导。他说当年影片遭到英文媒体猛批，我却能从另一个角度点评这出影片。他拿着这篇影话向《奥拉》的马来裔导演Abdul Nizam口头翻译，后者听了也颇感动。如今我回看这篇影话，觉得当时的分析电影的能力还是很生涩，且因为字数限制，写得蜻蜓点水。唯一可以告慰的是，我写影话不会随着大多数人的观点起舞，总会找到自己的角度（而且是有所本的角度）切入，提供读者不同的思想面向。

Abdul Nizam是新加坡知名的音乐、电影工作者，2016年癌症过世，得年50岁。）



（左：Abdul Nizam／右：周子川)

    几年前，当邱金海的剧情长片处女作《面薄仔》出征台湾金马影展时，当地杂志的文案如是说（大意）：“《面薄仔》所展示的不是旅游手册上繁华光鲜的新加坡，而是新加坡阴暗的一面。”虽然新加坡人对《面》的写实程度有意见，我却觉得大可将之视为对新加坡人的苦闷心态的一种暗喻性的描写。过后，邱金海把这种心态描写具体化，以较戏剧性的手法拍成《十二楼》。

    事隔三年，邱金海扮演带起新导演的角色，监制了三段式电影《爱的季节》。看完了这部新片，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总算盼到另一部能登海外影展的“大雅之堂”的本地电影。可是，外国人看到这部作品后，会做何感想？会不会是：“还以为新加坡是个有纪律、思想保守的国家；可《爱》片对情欲的露骨描写，实在‘很不新加坡’。”

重新配乐，巅覆巴基特基顿（Buster Keaton)的喜剧经典

（从电脑硬盘文件夹里挖出这篇旧文，不确定有没有发表，因为原文档连标题都没有打。上新加坡报业控股的Newslink也搜索不到这一篇。虽是2001年5月撰写的文章，就让它在这里重见天日。）

（剧透指数：2/5）

  电影配乐并不是“旋律动听”就算数的，也不是简单的“烘托气氛”。它必须为电影调色，甚至成为影片节奏的润滑剂。因而，它应该超越“顺便给观众听觉享受”的角色，而成为电影叙事中带有自身意义，并与作品整体不可分割的元素。

  这回电力站邀请BL!NDMAN QUARTET来为喜剧默片巨匠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的名作
《船长二世》(Steamboat Bill Jr.)做现场伴奏，宣传文案上形容这是"Avant Garde Meets Classic"。其实，单独放映这部影片或让这支风格前卫的萨士风四重奏单独演出，本身的意义已非比寻常。因而在观众席上的我更关注的是，这一组合能否为老电影带来新面貌－－如果只是表面化的新瓶装旧酒，那我干脆闭目专心听音乐算了，然后寄望Moving Images Project改天单独重映这部电影。

  基顿在二十年代与查理卓别林(Charles Chaplin) 齐名，两者都对后世的喜剧片及动作片影响深远。只可惜大家尝试模仿的是他们的肢体语言和处境设计，而分析他们的作品背后的人文精神好像只是电影学者的事。卓别林透过一个流浪汉的际遇，表达他对在生活线上挣扎的贫民的怜惜，并痛斥上层社会的伪善。基顿则通过与各种庞然大物对抗的设计（如他在代表作《将军》(The General)里从被火车操纵到操纵火车、在《船长二世》里从被暴风“追杀”到利用蒸汽船救人），暗喻弱势群体或个体对体制和权威的对抗，并理想化的取得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