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三，有怪事发生（10月21日，所谓的《回到未来》日）

（原载：2015年10月27日《联合晚报》）

（剧透指数：2/5）

　　25年前看了好莱坞科幻片《回到未来２》，主角搭乘时光机到了2015年10月21日――上个星期三。配合这个日子，有“现代人”以现今咱们的观点制作了不只一出短片，搞笑比对电影中的“预言”和咱们现实中的生活方式。

　　不论是当年看电影的观众，或现在上述短片的制作者，似乎都把注意力放在科技的部分。电影中出现的新科技，大多已实现，如声控平板电视、3D电影、智能眼镜、用手势“凭空”开枪的电动游戏、速递包裹的无人机、能跟人对话的各种机器、视像会议等。

　　只不过，片中男主角要看气象频道，对着平板电视念出几个频道号码，才转到那一台――为何不直接念出“气象频道”，马上就找到了嘛（还是此电视只听得懂号码）？还有，片中有人被老板开除，还用传真机发通知（现在有更先进的手段，如电邮）。另外，怎么大家都还用公共电话亭打电话（没手机）？

为父为子的沙城（从新加坡电影《沙城》联想到故世的家父）

（今天是家父逝世11周年（阳历）。而9年前的“昨天”，我观赏了《沙城》，后来在《联合晚报》发表了这篇专栏文章，又在《联合早报》发表影话《我不是归人，我住在沙城》。）

（原载2010年8月《联合晚报》）

　　8月20日晚，出席本地电影《沙城》的媒体试映。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新加坡的孩子，和单亲妈妈住，初院快毕业，年底入伍。祖父给他看他的父亲生前当学生领袖，领导罢课的旧照片（曾经敏感，现在可以登上银幕），他爱理不理。

　　经历了成长的各种波折后，他开始想多了解爸爸。但祖父猝逝，祖母老年痴呆；妈妈说是当年和爸爸在新山工作时认识。他把祖父留下的旧底片扫描进电脑，以免记忆逐渐散失。他造访父亲的母校，在静如止水的湖畔遙想父亲当年与镇暴警察对峙时的峥嵘岁月。他开车载祖母的新山扫墓――那是父亲当年被流放之地（新山，是父亲坚持不签悔过书，而终究没见过在长堤彼岸出生的儿子一面，就患癌长眠的“新山”）。

　　他的中国籍女友看得懂繁体字，念了父亲当年从新山写给母亲的家书给他听。女友细心，又在一大叠旧照片中众里寻他，找到他的父母中学时代，穿着雪白的校服，在校园里的相知相信。往事前尘，对母亲竟是如此不堪回首，甚至在已经不再政治敏感的时候，还欺瞒儿子。但儿子开竅了，在准备成为可以为国捐躯的服役军人的前夕，他找到了自己的根――生生不息，为理想信念而献身的根。

　　8月21日，家父二周年阳历祭辰。那一天过得平常，因为我们家“两年做三年”，8月30日马来西亚国庆日前夕（农历七月廿一日），才在麻坡老家做功德。

　　我的父亲的过去没有电影中的爸爸那么“精彩”。他在上世纪50年代负笈新加坡的另一所华校。他跟我说过，同学们没参与学潮，走在街上帽子压低低，尴尬。还记得我更小的时候，到新加坡游玩，驱车经过礼峇峇利路，他尝试寻找当年的宿舍原址。

　　父亲给我口述的回忆，跳不出他当年有多苦，说我和弟有多幸福。若要提起父亲有留下什么暮鼓晨钟，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句话：“我没能给你留下很多钱。我能给你的，就是一个脑。”再苦都要供我念完大学就是了。

　　前阵子回一趟麻坡跟家人上法庭，处理父亲为数不多的遗产（我自己分毫不收）。在法庭外轮候时，当是闲聊（其实是刻意的），向母亲打听当年跟父亲在台大念书时的恋爱史。她说父亲很克难，不太带她出校门。想必校园够大，有椰林大道和傅园就够了；有情能使饮水饱。

顺便请读：
我不是归人，我住在沙城（新加坡电影《沙城》）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新加坡怀旧电影《大世界》）
学会放下，学会把握（台湾电影《百日告别》、香港动画《麦兜•我和我妈妈》)

雅丝敏－－世界因你而暄哗（追忆马来西亚导演Yasmin Ahmad）

今天是雅丝敏导演逝世十周年。

（原载２００９年７月《联合晚报》《晚咖》版。）

　　跟她最“亲密”的接触，是五年前的一通电话。

　　她的第二部电影《单眼皮的小恋曲》(Sepet)在新加坡公映，这个中文片名还是片商找我译的。我上电视盛赞这部电影，说雅丝敏是“马来西亚的梁智强导演”。之后，片商传简讯说雅丝敏要跟我聊。她和华裔男主角黄子祥在新加坡宣传；子祥看电视，告知她。

　　拨电到酒店，素未谋面，一谈卻是半小时。原来，都是麻坡人；聊她的电影、聊电影中有关她自己的故事、聊她说故事的方法、聊我最喜欢的说故事方法（导演风格）、聊为什么我喜欢她说故事的方法。果然像《单眼皮的小恋曲》里的女主角“胡姬”，出自片中那样的骚包家庭，很癫、很搞笑、很活泼，对生命如此乐观开朗。

海内依然存知己（写已故影评人、导演、老友卓海隆）

（今天是卓海隆逝世5周年。本文原载2014年1月21日《联合晚报》《晚咖》版之《逸天羚语》专栏。）

　　上星期四赶去新加坡殡仪馆吊丧，往生者是我认识了近20年老朋友。

　　卓海隆，当年是本地重要的影评人之一，很能写。他也是新加坡电影协会的前秘书（在他卸任后，我是继任者）。2004年执导仿纪录片(mockumentary)《行尸走狗》(Zombie Dogs)，而2007年由另一位本地导演周子川执导的《F》则是以他为主角的纪录片。

 

（摄于1997年新加坡电影协会某次执委会议后。右起为主席陈继贤、我（当时是财政）、卓海隆（当时任秘书）、黄志渊（后来担任财政）。）

　　他早年对电影的狂热、为本地年轻电影工作者打通国外制作与资金支援的联系工作，是没话说的。但他也是个有强烈个性的人，说话太直，喜怒形于色，以致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从充满书卷气的图书管理员，转变成买卖旧货的结霜桥阿叔、保安人员，还有小贩中心的收拾碗碟的工人（这些事，在《F》里都有提到）。上星期三下午，他在安老院里死于糖尿病并发症，终年58岁。

《康熙来了》是一面镜子？

（原载2016年1月19日《联合晚报》之《晚咖》版《𫐶天羚语》栏。）

　　上周四看了《康熙来了》的最后一集，如前所料，自己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或许跟这一集的形式有关：康永和小S坐在双人床上回顾12年来一幕又一幕的精选主持画面、谈心，动不动就红了眼眶、落泪。

　　我在一般情况下相当厌恶影视作品里，为了戏剧或节目效果而刻意煽情炒作（虽然也有例外；有少数我相当喜欢的通俗剧作品）。想起几年前小S生完第二胎之后回归《康熙》，特意拍了一段宣传片，小S对这镜头梨花带雨，说我回来了，看起来好像情真意切，导播却在画面上打出“还是很爱演”字样来调侃，搏君一粲，也如同在打预防针—观众不能上网骂她很假，人家已经不打自招了，就是在做效果搞笑，可以了吧？

　　可这最后一集，虽然应是一早就说好要如此情绪高涨，但又有理由相信“康熙”二人真是感触良多，所以真与假的界限更模糊了。两人心中定然计算精准，什么时候要释放情绪、什么时候要压抑、什么时候拋个笑料把失控的滥情拉回来。但主持人会计算，那是他们的专业，以带动数十分钟的节目高潮起伏，吸引观众不转台。只是，我自己就是很难投入这种劈头给观众煽情的场面，更何况这一集《康熙》是从头到尾这样做。

　　十二年来，我没有特别追《康熙》，但每逢周日晚上十点只要没别的节目看，就会转到中天台，若有感兴趣的话题或来宾，还是会看的。在这样一个热衷于酷、屌、不按牌理出牌的网络时代，《康熙》和它所掀起的娱乐节目潮流，及其跟风之作，是节目效果大过天。强迫煽情还不是最常用的哏，更热门的是强迫无厘头、强迫黄色（如大谈房事、乱摸来宾等；当然还是在电视尺度内玩擦边球）、强迫爆料和自爆、强迫嘲讽。尤以“强迫嘲讽”，讥笑胖子、讥笑丑角、讥笑女汉子等等，令外貌协会、以貌取人的心态深入民心--《康熙》自然不是始作俑者，但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被嘲讽的对象，还得当场扭捏抗议（不知又是不是节目效果、配合演出），但通常他们都会因此而走红，所以或许心中乐得被损被贬，尊严摆一边。

　　这或许就是网络世代的风气，对言语霸凌、恶搞乐此不疲，且比赛谁耍的嘴皮子最具“创意”（其实是小聪明，把自己的网络虛荣心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康熙》（及许多影视作品）的手段类似，只是程度上没年轻网民那么肆无忌惮。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康熙》是80后及90后世代的一面镜子。

圆一个星期天的梦（《晚报》专栏文章，谈《台北星期天》）

（原载2011年6月《联合晚报》）

　　连我和何蔚庭导演在内，九个老男孩在滨海艺术中心的餐馆叙旧。户外桌，六月的夜晚有点闷热――或者，是老同学重逢的暖意。

　　何蔚庭和我中学同班六年。那个不多话、酷酷的同学，筹备起活动却是井井有条。弹钢琴又拉二胡，还跟我合编学生文艺刊物；才高二就写了一篇颇有深度的台湾电影《稻草人》的影评，又好像有另一篇影评上报连载。

　　高中毕业后，他在北美洲辗转攻读纯艺术系、短期电影制作课程，说服原本只答应资助他念五年书的父亲让他继续追梦，终于在第六年考进他梦寐以求的世界三大电影名校之一的纽约大学帝许艺术学院(Tisch School of Arts)电影专业，成为马汀史可西斯、伍迪阿伦、奥利华史东、李安等金像奖大导演的师弟。

　　又过五年（当真是十年寒窗），他学成归来，先到新加坡探路一年余，发觉这里缺乏让他施展抱负的土壤，于是转到台北，拍了两出得奖短片、娶妻生女，才在“男人四十”的前一年登上金马奖颁奖台，从颁奖嘉宾曾志伟、曾宝仪父女的手中接过最佳新导演奖。

　　曾宝仪也是蔚庭的这出剧情长片处男作《台北星期天》的客串演员。这出社会讽刺喜剧片借着两名菲律宾劳工的眼睛看台湾人；这也是蔚庭本人以东南亚人的眼光，用了八年多观察台湾的“心得”。

　　我自从九年前跟他在新加坡一别，几乎没有联络；两年前才透过面簿重新搭上线，去年底到台北跟他小聚。他说，班上只有我们两个跟电影搭上关系。

　　《台北星期天》去年四月在台北金马奇幻影展以开幕片的身份做了“宇宙首映”了之后，好不容易争取到在台北光点电影院公映。据说有高雄的影城不肯放映该片，怕外劳聚集看电影，把本地观众吓跑。消息上网流传，激起台湾网民的“民愤”，号召到光点捧场。然后是靠电影本身的口碑，卖得个满堂红（以单厅放映的标准）。

　　尽管网罗了菲律宾两大当红谐星，影片反而还没在那儿找到发行商，反倒先来了新加坡。6月16日公映，但本地片商却在前一周发现预售票卖不动（导演和影片在本地都暂无名气，且媒体还没开始报导嘛！），而缩減了第一周公映的场数。这回激起了咱们老同学上网“奔相走告”，号召校友支持，誓言不让《台北星期天》淹没在好莱坞暑假档巨片的惊涛骇浪中！

　　犹记得十年前蔚庭还在新加坡时，我就跟他说：“有朝一日，你跟我一起上八频道《早安，您好！》――你向全新加坡介绍你的新片，我是影评人兼老同学。”两周前的星期五，十年梦圆。

顺便请读：
星期天，与沙发“私奔”（台湾电影《台北星期天》）
我家的天堂乐园（在老家麻坡的观影记忆）
十年一觉“影话”梦（10年前发表的专栏文章）

我家的天堂乐园（在老家麻坡的观影记忆）

（原载2009年5月《联合晚报》。）

　　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大量看电影？我反问：在妈妈的肚子里算不算？

　　那时是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初，在我的老家麻坡，父母亲几乎夜夜看电影。在多了一个我之后，依然几乎风雨不改。一年看三百多部电影？这笔账怎么算？原来，我们这个当年才五万多人口的小镇，就有六家戏院；个别电影院上、下片的速度超快，可以三、五天换一出，怎么看都看不完。

（四马路的胜利戏院，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停业为止，都没有冷气化的老戏院。后拆除并翻建成凯荣广场（购物中心）。）

（三马路丽士戏院停业20多年，早已改成家具电器行，但招牌至今仍保留着。）

　　小镇不算大，六家戏院院址集中。有时候两家戏院间隔半小时放映同一出戏，跑片的小弟若不是因为电影拷贝太笨重，根本不需要骑车，步行不到五分钟就能把片子送到。

　　当年年纪小，不太投入电影剧情，时不时就问母亲：“还有多长？”母亲的标准答案有两个：“快要完了！”或“还有一半。”

　　有一晚，父亲和母亲要看的片子不同，偏偏两部影片都打着最后一天。妥协的结果，母亲独自看她想看的，父亲带我看他想看的。父亲送了母亲后，带我买票进入另一家冷气戏院，却发现我的寒衣在母亲那儿，怕我着凉，只好带我出场找到母亲那儿，在查票员的严厉警告下进场找母亲拿了寒衣，再回去原戏院看戏。

（国泰戏院早已改成大卖场，但也是招牌犹在。）

十年一觉“影话”梦（10年前发表的专栏文章）

（原载2008年10月《联合晚报》专栏）

　　日前整理旧报纸，蓦然记起，今年七月是我写影评的十周年。

　　十年来，先后在报端、电视、电台、互联网上评说、评写电影。不明就理的旧雨新知，以为电影是我的专业。甚至在听说我在教育学院（之前在国大）任教和研究时，就问：“那你是教电影的吗？”

　　写影评，完全是当年业余自修电影理论、猛看经典电影学来的。我不确定我够不够格教电影。甚至，我不是严格定义下的“影评人”。我写的算是“点评”，可解为“抓出影片中的一点（或几点）来表达个人观点”，缺乏充分的电影美学或社会范畴论述（文长所限是一大因素）。我只是个“影话人”。可下文就姑且把影评人、影话人，统称为影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