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10年8月《联合晚报》）
8月20日晚，出席本地电影《沙城》的媒体试映。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新加坡的孩子，和单亲妈妈住，初院快毕业，年底入伍。祖父给他看他的父亲生前当学生领袖，领导罢课的旧照片（曾经敏感，现在可以登上银幕），他爱理不理。
经历了成长的各种波折后，他开始想多了解爸爸。但祖父猝逝，祖母老年痴呆；妈妈说是当年和爸爸在新山工作时认识。他把祖父留下的旧底片扫描进电脑，以免记忆逐渐散失。他造访父亲的母校，在静如止水的湖畔遙想父亲当年与镇暴警察对峙时的峥嵘岁月。他开车载祖母的新山扫墓――那是父亲当年被流放之地（新山，是父亲坚持不签悔过书，而终究没见过在长堤彼岸出生的儿子一面，就患癌长眠的“新山”）。
他的中国籍女友看得懂繁体字，念了父亲当年从新山写给母亲的家书给他听。女友细心，又在一大叠旧照片中众里寻他，找到他的父母中学时代，穿着雪白的校服，在校园里的相知相信。往事前尘，对母亲竟是如此不堪回首，甚至在已经不再政治敏感的时候，还欺瞒儿子。但儿子开竅了，在准备成为可以为国捐躯的服役军人的前夕，他找到了自己的根――生生不息，为理想信念而献身的根。
8月21日，家父二周年阳历祭辰。那一天过得平常，因为我们家“两年做三年”，8月30日马来西亚国庆日前夕（农历七月廿一日），才在麻坡老家做功德。
我的父亲的过去没有电影中的爸爸那么“精彩”。他在上世纪50年代负笈新加坡的另一所华校。他跟我说过，同学们没参与学潮，走在街上帽子压低低，尴尬。还记得我更小的时候，到新加坡游玩，驱车经过礼峇峇利路，他尝试寻找当年的宿舍原址。
父亲给我口述的回忆，跳不出他当年有多苦，说我和弟有多幸福。若要提起父亲有留下什么暮鼓晨钟，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句话：“我没能给你留下很多钱。我能给你的，就是一个脑。”再苦都要供我念完大学就是了。
前阵子回一趟麻坡跟家人上法庭，处理父亲为数不多的遗产（我自己分毫不收）。在法庭外轮候时，当是闲聊（其实是刻意的），向母亲打听当年跟父亲在台大念书时的恋爱史。她说父亲很克难，不太带她出校门。想必校园够大，有椰林大道和傅园就够了；有情能使饮水饱。
顺便请读：
我不是归人，我住在沙城（新加坡电影《沙城》）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新加坡怀旧电影《大世界》）
学会放下，学会把握（台湾电影《百日告别》、香港动画《麦兜•我和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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